黄策：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提振消费是稳定经济的关键一翼。消费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既关系着经济发展，也关系着人民福祉提升。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年度任务之首，并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日前，中办、国办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作出系统部署。消费在经济稳增长中的核心作用愈加凸显，充分发挥财税政策提振消费作用成为重大课题。

学院黄策教授参加《四川财政与会计》2025年第8期“财税沙龙”栏目就“如何充分发挥财税政策提振消费潜能”发表学术观点，下文为主要观点。本期“财税沙龙”主持人为李建军教授。

主持人:财政是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请结合当期财政和税收在提振消费中的具体举措，分析财税政策促进消费的作用。

黄策：财政和税收在提振消费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通过增收减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稳岗返还、提高最低工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等举措直接提升了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强了消费能力。第二，通过补贴和退税降低消费成本。例如消费券、“以旧换新”补贴和阶段性税收减免，有效刺激居民的边际消费需求。第三，通过供给端政策改善消费环境。针对养老、托育、文化旅游等服务业的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既满足了居民的新兴需求，也推动了服务业发展。第四，通过财政投资改善消费场景。中央已安排专项国债支持“以旧换新”和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直接改善消费供给环境。这些政策组合拳表明，财政税收在短期“拉动需求”与长期“培育动能”上发挥了双重作用。

主持人：请结合当前财政收入情况，谈一谈对消费补贴政策选择的考量点。

黄策：消费补贴，特别是数字消费券，已在国内外实践中证明了其短期效果。研究表明，每投入1元消费券可以撬动2至3倍的实际消费，尤其对餐饮、文旅等服务型行业乘数效应更高。但也要看到，消费券存在一定局限：一是替代效应明显，可能只是提前或转移消费；二是效果短期化，难以形成长期驱动力；三是成本较高。因此，在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消费补贴政策的选择应重点考虑以下几点：一是精准投放，优先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和受冲击严重的行业；二是杠杆化设计，采用“政府补贴+商家配比”的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乘数效应；三是时机选择，集中在节假日、淡旺季转换期等窗口期，发挥边际效应；四是评估与退出机制，对政策效果进行量化评估，及时调整或退出低效补贴安排。

主持人：扩大消费需要居民有可观的收入，还需要居民有消费意愿，在目前对多数城镇家庭有车有房、家电家具、手机等消费品都已经完备情况下，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成本收益高的财税政策促进消费。

黄策：当前“有车有房、有家电家具”已成为城镇家庭的普遍状态，因此财政税收政策应当从实物型消费转向服务与升级型消费。

具体而言：第一，扶持服务消费。通过增值税优惠、财政补贴支持养老、托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提升居民在服务领域的消费意愿。第二，推动以旧换新与绿色升级。支持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等产品更新，既能拉动高额耐用品消费，又契合绿色转型目标。第三，扩大专项附加扣除。在个人所得税中提高教育扣除、增设长期护理支出抵扣等，减轻家庭长期消费压力。第四，降低使用成本，改善消费环境。如通过财政并撬动社会资本完善县域消费商业体、建设数字消费场景，使居民“想消费、敢消费、能消费”。这些措施不仅能在短期形成需求，也能逐步提升消费结构的质量。

主持人：可以看到，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我国采取了一系列财税政策组合拳。您认为在促进消费上，财政税收政策还有哪些可以优化的，还有哪些手段可以起到短期消费有效提振，长期消费驱动型经济的动能培育。

黄策：财政税收政策未来可在三个方向优化。第一，提升精准性与可评估性。在设计消费券、补贴时，应进行小规模试点并设定明确评估指标，例如乘数效应、消费信心指数提升幅度，以便根据效果快速调整。第二，完善消费监测体系。推动建立全口径消费统计和实时监测系统，为政策精准落地提供数据支持。第三，优化供给侧支持。通过减税降负和放宽准入，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增强居民消费信心。短期来看，应继续用好消费券、临时退税、以旧换新补贴等工具，快速拉动消费并稳定市场预期。中期，应通过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服务业税收优惠、消费基础设施投资，稳定居民消费能力。长期，则要通过优化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培育绿色消费与数字消费生态，实现从短期刺激向长期内需驱动的转型。总的来说，财政税收政策应坚持“短期见效、长期造势”，形成需求扩张与结构升级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