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进：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王茹：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6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2026年3月，财政部蓝佛安部长在两会上表示，今年财政政策资金规模不断创新高，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创新高，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创新高，新增债券规模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创新高，总量达到10.42万亿元。我院杨进教授、王茹副教授在参加《四川财政与会计》“财税沙龙”栏目时，就“更加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资金规模创新高”展开理论探讨，下文是主要观点。本期“财税沙龙”主持人为西南财经大学周克清教授。
主持人：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资金不断扩大，我国需要如何用好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效益？
杨进：2026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超过30万亿元，财政投入达到历史新高。在资金规模扩大的同时，提高财政资金效益的关键在于精准投放与结构优化。
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注重“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与物并重”转变。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财政资源更多向科技创新、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倾斜。2026年两会进一步强调，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财政资金要更好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既要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实现“物”与“人”的协同发展。二是筑牢“三保”底线，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2026年，中央财政继续将“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摆在优先位置。要确保基层“三保”支出在财政预算中的优先顺序，特别是对困难地区和重点群体的兜底保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三是严控一般性支出，压缩非重点、非刚性支出，严格落实2026年两会提出的“政府过紧日子”要求。2026年，中央部门继续压减“三公”经费预算，推动各级财政将节约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急需、民生所盼的重点领域。通过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确保每一分财政资金都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
王茹：要有效用好这笔庞大的财政资金、提高资金效益，核心在于贯彻“更加积极”的政策导向，从优化投向、深化改革、放大效应、强化管理四个方面协同发力。
第一，优化支出结构，突出“投资于人”和民生保障。财政资金要进一步向教育、社保、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等领域倾斜，2026年这四大领域支出占比已达41.3%，创近年新高。资金要重点用于稳岗就业（如四川对企业吸纳就业的补贴）、生育支持（如育儿补贴）、养老服务（如养老护理员入职补贴）等方面。这既能直接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提振消费，更能通过积累人力资本，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动力，实现“惠民生”与“促消费”的有机结合。
第二，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打破支出固化格局。今年中央部门及多地试点零基预算，意味着所有支出项目都要重新论证必要性和绩效，有助于压减低效无效支出，腾出资金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和民生急需。正如财政部部长所言，30万亿元支出盘子，效益每提升1%，就能省出3000亿元办大事。
第三，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放大资金乘数效应。2026年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消费领域。这种“财政引导、金融放大”的机制，能以有限资金撬动更大规模投资，既扩大有效投资，又激活消费潜力。
第四，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强化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评价。同时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实现从中央到地方、从预算安排到资金使用末端的全流程监管，杜绝资金闲置、挤占、挪用，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总之，用好2026年的财政资金，关键在于通过优化结构确保“钱花得值”，通过零基预算确保“钱省得下”，通过财金协同确保“钱放得大”，通过科学管理确保“钱用得安”，从而为“十五五”高质量开局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主持人：2026年新增政府债券规模不断扩大，我国需要如何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防范地方政府债券风险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
杨进：2026年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在债务规模扩大的背景下，关键在于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一是用好债务资金对经济的撬动作用，发挥其在稳投资、促消费、“两重两新”等方面的带动作用。新增政府债券资金要重点支持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程，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两重两新”领域的高效投资，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形成有效投资与消费升级的良性循环。二是严守债务风险底线，严格控制债务规模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之内。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部分地区债务压力依然较大。要对高风险地区实施重点监测和风险防控，严格落实“谁举债、谁负责”的责任机制，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三是强化债务资金全流程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完善专项债券项目审核机制，推动债券资金“精准对接项目、快速形成实物工作量”，确保债务资金用在有收益、有效益的项目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债务风险防范的动态平衡。
王茹：2026年我国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在债务“蛋糕”做大的同时，要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防范风险之间找到平衡，核心在于通过结构优化和机制创新，确保债务资金“借得对、用得好、还得上”。
第一，优化央地债务结构，从源头上分散风险。2026年新增的2300亿元赤字全部由中央负担，地方财政赤字规模保持不变。这一安排精准回应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中央财政仍有举债空间”的现实。通过中央加杠杆、地方降压力，既保障了重大项目资金需求，又切实减轻了地方还本付息负担，让地方腾出财力保民生、防风险。
第二，精准锚定资金投向，确保债务资金用于“发展急需”。新增专项债券实行投向领域负面清单管理，严禁用于无收益的“形象工程”，确保项目收益自求平衡；超长期特别国债聚焦“两重”建设（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和设备更新，这类项目周期长、回报稳，能够形成优质资产，从源头避免低效投资。
第三，深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向机制要效益、要安全。从项目储备、债券发行、资金使用到资产运维、收入征缴，每一个环节都要有硬约束。通过专项债券“自审自发”试点和资金分配向“项目准备充分、资金使用效益好”的地方倾斜，倒逼地方提高项目质量，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第四，健全全口径监测与问责机制，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推进隐性债务和法定债务合并监管，实现“一张网”全覆盖。对违规举债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同时分类有序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剥离政府融资功能，从体制机制上切断风险滋生的土壤。
总之，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需要通过中央加杠杆优化结构、精准投向保障效益、全流程监管筑牢底线，这套组合拳既为“十五五”开局提供了强劲动力，也为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打下了坚实基础。
主持人：2026年中央对对方转移支付规模创新高，我国需要如何在扩大中央转移支付与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
杨进：在增强中央调控能力的同时，关键在于调动地方积极性，防止地方产生“等靠要”依赖。
一是发挥转移支付的积极作用，调动地方政府干事创业的积极性。2026年，中央财政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加大对财力薄弱地区的支持力度，同时赋予地方更大的资金统筹使用自主权。通过建立“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机制，将资金分配与地方发展成效、项目推进速度挂钩，引导地方主动作为、竞相发展。二是降低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过度依赖，增强地方财政自我保障能力。要推动地方加快培育稳定税源，提升自身“造血”功能。中央在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通过完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引导地方盘活存量资产、优化支出结构，防止形成“等转移支付、靠上级安排、要政策倾斜”的被动局面。三是强化转移支付绩效管理，确保资金直达基层、惠企利民。强化全过程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资金下达快、投向准、监管严。对资金使用效益高、项目推进快的地方，在后续资金安排中给予倾斜。
王茹：2026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达到10.42万亿元，再创新高。要实现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积极性的有机统一，关键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将“财力的纵向均衡”转化为“地方的主动作为”。
第一，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增强地方自主统筹能力。预算报告提出压减专项转移支付、增加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附带用途限制，易产生“上级点菜、下级买单”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力性转移支付赋予地方更大的资金配置权，使其能够根据本地资源禀赋和发展短板精准发力。这种“授人以渔”的做法，通过减少过程干预，实现了中央政策意图与地方信息优势的激励相容。
第二，推进资金整合统筹，提升使用规模效应。探索整合统筹使用转移支付资金试点，允许地方在不偏离用途大方向的前提下将不同渠道专项资金“捆绑使用”，避免“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让基层政府集中财力解决跨领域复杂问题。
第三，健全激励导向机制，激发内生发展动力。2026年继续安排500亿元促进高质量发展激励资金，使转移支付与地方发展实绩挂钩，引导地方注意力从“跑部钱进”转向“做大蛋糕”，引导地方政府在培育税源、优化营商环境上展开良性竞争,形成“干得好—多得钱—发展更好”的正向循环。
第四，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动“财力下沉”。2026年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增长2.1%，正是为了推动财力向基层“最后一公里”下沉，确保承担具体事务的基层政府拥有与事权相匹配的财力，实现“事权在基层、财权到基层、活力在基层”。
总之，2026年转移支付安排体现了“放权赋能”的改革思路：优化结构是放权，激励资金是赋能，统筹试点是松绑。这套组合拳既保障了地区间财力均衡，又守住了地方积极性这一效率源泉。
资料来源：《四川财政与会计》“财税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