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名师论著选介·西财财政学科

第21期

财政理论问题是财政学的基础，财政理论的理论基础则是建立财政学理论体系基础的基础。财政理论基础不同，财政学理论体系、结构及其基本内容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财政理论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实际出发，从不同角度发表和出版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学术论著，为推动不同时期财政学建设、完善财政学理论体系在基础理论层面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财政理论研究的众多文献中，遗憾的是不少学者把财政基础理论等同于财政学理论基础。财政理论探索多局限于财政学基础理论范围，而忽略了财政学理论体系中一个更深层次并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财政学理论的理论基础。本文试图就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的根基提出一些粗浅见解。

一、财政理论变迁的历史回顾

人类的财政活动，总是同国家的存在、政府的职能定位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在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和罗马就有财政收支概念的记载。中国公元前 21 世纪夏王朝向劳动者征收的贡赋，实质上就是财政税收形式的雏形。纵观世界各国，财政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而把财政理论作为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至今不过二百多年。

西方财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较之其他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要晚得多，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而发展的。英国重商主义学派托马斯・曼倡导的 “贸易差额论”“国防财政论” 就是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资本主义发展与专制君主利益相一致的产物。威廉・配第的《赋税论》被誉为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著，是在重商主义向古典经济学派过渡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扩大，为满足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斗争需要出现的，并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西方国家财政理论真正具有科学的性质，始于 18 世纪中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迅速发展上升时期，古典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亚当・斯密顺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于 1776 年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该书中，斯密对国家财政进行了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积极宣扬经济自由、发展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国家职能越小越好。斯密认为国家财政支出必须限制在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建设和维护公共机关的需要等几个方面；国家财政收入来自君主或国家财产收入和来自赋税收入两个方面。斯密还提出以地租、利润和工资三种收入作为课税划分依据，以及税负公平、确实、便利、节约四大税制原则。《国富论》的问世，使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为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亚当・斯密的财政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经过大卫・李嘉图的继承和发展，对西方各国财政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 世纪最后 30 年，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到 20 世纪初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要求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逐步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1929—1933 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波及最广、最深刻、最剧烈的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量下降了 1/3 到 2/5。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广为传播。凯恩斯主义者以《通论》为理论基础，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 “有效需求” 不足，要求政府放弃自由资本主义原则，实行国家干预经济，提出了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实现充分就业的一整套理论政策体系。西方国家普遍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增加公债发行，强化税收功能，扩大政府开支等扩张性财政政策，从生产、分配、流通领域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失业与剧烈通货膨胀交替作用、同步上升的 “滞胀” 局面，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西方国家先后又产生了一些同凯恩斯理论相悖的学说，财政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的财政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西方财政理论演进的历程表明，根植于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各学派的理论依据、政策选择虽各有差异，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博大精深，散见于各代典籍的财政思想以及理财之道的论说汗牛充栋，而且都十分重视 “定赋税，制国用”，财政收入轻赋薄敛，注重财源培养，支出省财节用，藏富于民。比如《礼记・王制》篇就有 “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春秋时代有主张普遍减轻徭役、薄敛赋税的财政思想，即轻徭薄赋之说。这些财政思想为历代王朝安邦治国都起了一定作用。我国古代众多的财政论说，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千年漫长的演进和发展，均有所充实和更新，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未能形成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更无专门的财政学论著。我国财政基础理论和专门著述的研究起步较晚，我们所见到由中国学者撰写出版的财政学著作，如陈启修著《财政学总论》、李权时著《财政学原理》、何廉、李锐著《财政学》等等，都是民国时代的产物，至今还不到一百年。这些著作的理论基础、内容及结构体系，基本上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财政理论的翻版，即对 “公共产品论” 或 “公共财政论” 的通盘移植，既无多少新意，又无中国特色。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以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为理论基础建立财政学理论体系，显然已不适合中国国情。我国财政学界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研究这门学科的概念、本质、职能、原则、运行范围及其属性。由于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背景，中国财政学建设受苏联财政理论影响极深，把财政学研究对象界定为货币关系体系，这种 “货币关系论” 的观点在国内占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但是货币关系论的理论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财政问题出现了很大困难，既不能解释诸多历史事实，也不能回答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财政现象。有鉴于此，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内一些学者从国家实现其职能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入手，以参与分配的主体为标准，界定财政分配与其他经济分配之间的边界，提出了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关于社会产品分配过程中的分配关系及其理论体系的创新见解，即 “国家分配论” 或称 “国家分配关系论”。随后又有 “国家资金运动论”“价值分配论” 之说。特别是 80 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财政理论探索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理论界相继提出了 “社会再生产论”“剩余产品论”“社会共同需要论” 等各具特色的创新见解，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建设的发展。应该说，这是多年来我国财政理论探索的宝贵成果，为财政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

二、中国财政理论的理论基础

财政理论发展过程的历史回溯无可辩驳地说明，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时代背景，反映着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关系。财政学建设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两条发展线索展开的。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根据我们的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从社会性质来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从发展程度来说，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很不发达。因此，我国建设和改革的决策都必须从这个根本出发，任何偏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初级阶段客观实际的倾向，都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不相容的。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 “三个有利于” 为标准，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全面推向 21 世纪，就是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为行动指南所作出的正确决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明显特征。那种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认为二者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的观点是错误的。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为理论基础指导下建立的。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学理论建设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同财政学直接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社会再生产理论、劳动价值论和邓小平特色理论的基本原理，不容置疑地作为构建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基础的基础，核心的核心。只要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有了共同认识，学术争论的其它分歧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财政与国家、国家职能、国家本质和国家经济活动性质的关系作了最全面、最深刻的阐述。马克思指出：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它 “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的表现。“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财政历来就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事实已非常明显。国家的阶级性决定财政的阶级性，决定财政的本质、职能和活动范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范畴的定义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实践证明的客观真理。当然也要指出，国家的阶级性决定财政的阶级性、本质和职能，并不意味着财政为实现国家职能服务，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阶级是由物质生产决定，而不是道德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决定。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变化了，只要阶级存在，国家存在，同国家共存亡的财政，其职责和功能也将随之变迁，这种变迁反映着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而不是阶级印记的消失。这一点，不论我们是否愿意看到，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当今世界，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强国。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为了争夺世界霸主地位，在核领域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争夺战。到 80 年代中期，美国核武库已经拥有核弹头个，爆炸当量 38.86 亿吨，足够将全世界毁灭多次。为称霸全球，美国国防费用一直扶摇直上。2001 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总额高达 3099 亿美元，比 2000 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 2889 亿美元增加了 210 亿美元，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最大的国防开支。值得注意的是，2000 年 1 月 4 日克林顿政府向国会提交的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惜斥 600 亿美元巨额资金研制、部署国家导弹防御 (NMD) 系统，坚持修改 1973 年美苏两国共同签署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强调价值观等 “软力量”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利用领先的信息技术和广泛的民间途径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加大 “同化” 异己国家的力度。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究竟代表谁，为谁的利益服务，财政有没有阶级性，一清二楚。“公共财政论” 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认为国家的创立是人民通过协议订立契约的结果，是人们的自觉意图而产生的；政府是执行公意的机构，为社会契约的履行一视同仁提供公共产品；财政只同市场相联系，弥补市场失灵，服务于市场。这些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一百多年前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所产生的科学成果，其基本点在于研究资本循环周转规律和社会再生产规律，即研究加快资本运动速度，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总产品实现的条件。任何社会的生产活动都离不开这个基本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诞生至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世界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因时光流逝而丧失其重大价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社会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都同我们认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程度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前，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多次出现的大起大落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背了再生产的基本原理，没有运用好再生产理论，把握好商品经济的流通规律，从而饱尝了经济折腾所带来的苦果。

我国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从再生产角度考察，微观方面如何加速资本循环周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投入产出率；宏观方面研究分析社会总产品实现的条件，即社会总产品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使之保持一个协调的比例关系。这些对于指导经济工作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财政在社会再生产价值运动中处于分配环节，是联结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纽带，对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起着巨大能动作用。1996 年中国经济实现 “软着陆”，由于结构调整滞后，再生产各部分之间比例失衡，出现了生产过剩，社会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下滑。有鉴于此，为了给经济回升创造一个比例协调均衡的经济环境，政府启动财政手段，选择了积极财政政策，增大公债发行力度，扩大财政支出。根据统计资料显示，两年增发国债 2100 亿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大大改善了产业结构状况，资源配置得到优化。经预测，年 1000 亿元的国债投资已拉动 GDP 增长 1.5 个百分点，年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2.5 个百分点。2000 年新增国债 500 亿元投入使用，将为我国经济回升形成持续发展局面注入新的动力。财政推动经济增长功不可没。可见，坚持再生产理论，把财政问题放到整个社会再生产中审视，联系生产建设实践来研究财政的职能作用，选择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才能摆正财政参与社会产品分配中的地位，使其发挥自身应有的职能作用；离开了再生产理论，财政分配、资源配置、稳定经济就没有正确目标。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基础，同样是财政学理论的理论基础。通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科学地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揭示了被商品、货币、价值等历史经济范畴所掩盖着的社会生产关系。市场经济下的财政分配直接表现为价值分配，是价值运动的中枢，财政分配对象主要是劳动创造的剩余产品。财政参与价值分配、价值流通、价值增殖的运动，财政政策选择，税率的确定，税收转嫁与归宿，无一不以劳动价值论为重要依据。深入领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精神实质，用以指导财政税收工作实践，自觉遵守支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有利于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开辟充裕的财政收入来源。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概括，涵盖了中国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法制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中关系全局、决定全局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指导我们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任务的强大理论武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财政学建设需要解决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比如新形势下的财政概念、财政存在前提，财政本质、职能，政府、市场与资源配置，财政运动规律，财政政策选择，国家财政与 “公共财政”，“公共财政” 与 “公共经济学” 等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要用新的思维方式，结合实际，花大力气探索，作出切合国情的科学回答。坚持以邓小平特色理论作为构建财政学理论体系基础的基础，说到底就是要以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为楷模，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写出具有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新篇章。为此，我们应当以追求真理为最高职责，既要继承老一辈学者潜心研究的优秀成果，使之丰富和发展，又要吸收借鉴各国财政理论的精华为我所用。

三、关于财政学属性定位

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科学门类划分上，它的属性是什么？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一个共同观点，把财政学的学科属性定位为经济学的组成部分。我认为这一流行观点是否准确，有待进一步研究。

无庸讳言，财政学与经济学休戚相关，血肉相连。经济学的产生、发展是财政学产生、发展的前提。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对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发展起着指导和方法论的作用。财政理论在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又是经济学理论在特定领域的延伸和抽象，为经济学理论的充实和发展提供了源泉。财政学与经济学两者的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在财政学与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处处可见。把财政学定位为依托经济学又相对独立，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科学依据的，必须充分肯定。

但是，把财政学的学科属性仅仅局限在经济学视野范围，是有重大缺陷的。财政运行实践表明，财政既是经济范畴、历史范畴，又是一个政治范畴。财政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家政权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任何社会制度下的财政活动，都是以实现统治阶级政治意图为导向的。奴隶制国家财政、封建制国家财政以及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尽管收支内容、表现形式各有特点，可是国家的财政政策，财政措施如赋税、公债和公共信用，则必须与其时代背景的政治学说相一致，成为统治阶级控制国家机器的工具。我国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历来都是为政府一定时期内实现政治经济任务服务的。财政理论与政治学说相结合，政治学说的更替影响财政理论的更替，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当代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物质文明日益进步，财政学同社会学、法学的关系愈益密切。人类生活实质上就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而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往往受到一国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任何社会制度都要有财政支持。国家财政运行必须充分研究社会经济与社会政策取向，解决社会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如社会人口、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环境污染、财富分配。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财政。财政学与法学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国家预算的确立、审查批准要按照宪法规定及行政法规程序进行；财政收入的取得必须遵守税法和相关法律规定；财政支出要符合预算、审计、国库法以及会计法规的规定。

以上情况说明，财政学事实上已经成为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依托经济学又跨越经济学，兼及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几个领域的一门边缘学科。把财政学的学科属性界定为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是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