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张伦伦副教授在《中国税务报》2026年4月1日刊发文章“在专业知识和公众认知之间搭建桥梁”，系统介绍了《国际税收》教材的特色与亮点。以下是文章内容。

从跨境电商到在线服务，从数字内容到云计算……跨国公司的商业模式快速迭代，对诞生于传统经济时代的国际税收规则构成了巨大冲击。为应对这一挑战，国际社会近年来密集发布了一系列改革成果，形成了以“双支柱”方案为代表的国际税收新规则。这些改革成果大多专业性较强，法律文本和技术文件动辄数百页，对非专业人士而言，认知门槛颇高。

如何让更多人理解国际税收规则变化如何影响国家、企业和个人？在编写《国际税收》一书的过程中，笔者在梳理国际税收理论与政策的基础上，试图将复杂的国际税收知识进行转化，为读者提供科普与实践参考。

化繁为简：国际税收新规则的梳理与转化（蓝色）

国际税收改革成果的演进，通常要经历学术讨论、成果发布、协定范本更新到双边协定修订或各国国内法实施等过程。其中涉及大量历史背景、技术细节和各国博弈，初学者很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些复杂规则，编者按时间脉络，梳理了各项改革成果的发布背景与核心内容。例如理解“双支柱”方案，需要知道它源自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而BEPS项目的设立又是因为数字企业可以在没有实体存在的情况下大规模跨境经营，导致利润归属地和价值创造地错位。本书通过还原这些背景故事，让读者真正读懂新规则“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其次，笔者将应对数字经济税收挑战的新规则，归纳为三个模块：完善常设机构认定标准的新规则、治理税收协定滥用的新规则，以及“双支柱”改革方案新规则。读者不必孤立地记忆一堆零散术语，而是在已有的国际税收知识框架里，找到每个新规则的“座位”——它是什么、解决什么问题、与旧规则什么关系，一目了然。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税收治理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提出更多中国方案。本书积极融入中国参与实践和立法应对案例，引导读者以“当事者”而非“旁观者”的身份感受新规则。这种视角转换降低了认知门槛：读者不是在学一套遥远的国际规则，而是在理解中国企业和税务机关正在面对的实战考题。

学用结合：学术严谨性与实践指导性的平衡（蓝色）

一本教材，如果只讲理论，读者会觉得“用不上”；如果只讲操作，又容易流于表面，无法举一反三。在编写《国际税收》的过程中，笔者着力平衡学术严谨性与实践指导性。

精准界定核心概念。国际税收领域术语密集，每个术语背后都有特定的法律含义和避税逻辑。书中对这些概念予以严格界定，力求准确、完整。例如，“常设机构”听起来很抽象，但书中解释：它原本指一个企业在一个国家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如分公司、办事处），东道国就可以对其营业利润征税。但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可以通过网络远程经营，不需要在当地设任何机构——这时原有的征税权规则就失灵了。理解了这一背景，“常设机构认定标准的新规则”就不再是枯燥的法条，而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在学科框架下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书中每个主要章节都遵循“先国际惯例（理论），后中国实践”的逻辑。比如讲转让定价，先介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转让定价指南的国际通行原则，再讲中国的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和相关案例。这种“从一般到具体”的叙述方式，能帮助读者更容易地建立自己的认知地图。

以案例为工具，打通学术思考与应用操作之间的通道。案例是国际税收规则实践应用的集中体现。书中的案例主要包含税收协定注释案例、自创案例及引用案例，聚焦外资企业和“走出去”企业国际税收业务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尽量涵盖实务中的“疑难杂症”。例如，一家中国数字企业通过在低税地设立中间公司，将利润从高税国“转移”出去，这种安排是否构成滥用税收协定？教材通过具体案例，一步步拆解税务机关如何运用一般反避税规则进行认定。读者通过案例学习，积累的素材越丰富，对知识点的理解就越深入。

国际税收规则的变化，最终会影响国家、企业与个人。对国家而言，新规则决定了数字经济的征税权在全球如何分配；对企业而言，它意味着跨境经营的合规成本和税务风险的变化；对个人而言，它间接影响公共服务、就业和收入分配。

但普通读者不必被厚厚的英文报告吓退。《国际税收》所做的“转化”工作，本质上是在专业知识和公众认知之间搭建桥梁：用时间线串起改革背景，用模块化拆解复杂方案，用中国案例拉近距离，用通俗语言解释核心概念。这种努力，有助于提升社会各界对国际税收议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