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黄策教授、刘蓉教授，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晋晓姝助理教授和日本冈山大学王睿霆副教授合作的文章“Tax Incentives and Firm Skill Composi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Employee Training Deduction Reform”在China & World Economy发表。文章利用 2015—2020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研究了2018 年教育经费税前抵扣上限统一提高至8%对企业技能构成的政策效应。

该项研究采用了“反向双重差分”的策略。在基准模型中，作者以企业技术人员占比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构建了处理组与政策后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并控制了企业规模、资本强度、盈利能力、现金流等一系列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同时引入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尽可能排除未观测因素的干扰。

文章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首先，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技术员工的占比。普通企业在政策实施后技术人员占比平均上升了约 1.2个百分点，税收激励的确推动了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其次，企业的培训投入明显增加，人均教育经费的支出平均增长了24%。更有意义的是，新增的投入主要流向了一线员工，而不是只集中在管理层或高管群体。再次，政策还带来了一定的外溢效应，企业研发强度出现了小幅上升，表明技能提升与创新活动之间存在积极联动。同时，平均工资水平并未显著下降，说明培训激励并不是通过压缩员工薪酬来实现的。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技能结构改善主要来源于对现有员工的培训和岗位转化，而不是通过大规模招聘新的技术人员或裁减非技术人员来“换血”。作者还通过事件研究法、多种敏感性检验和Honest DID方法，对结果在不同偏离情形下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

文章提供了税收激励如何通过企业培训影响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直接因果证据，揭示了税收政策在推动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中的作用与局限，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证依据。研究显示，2018年的税收优惠在短期内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培训投入和技能型员工比例，但这种成效在不同企业之间并不均衡。资金充裕、资本强度较高或原本就重视培训的企业，更容易利用政策激励扩大培训规模，而资金受限或缺乏培训基础的企业则受益有限。这表明，要实现更广泛的技能提升，政策制定者应充分考虑针对中小企业和资源受限企业提供额外支持。另一方面，尽管政策带动了技能结构改善和一定程度的研发投入，但研究并未发现其对员工劳动生产率和企业销售收入的显著提升，这意味着培训投入尚未完全转化为企业的长期绩效。如何在继续推动企业培训的同时，确保技能提升能够公平惠及不同群体，以及企业的长期发展绩效，依然是未来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